中国的电影市场，向来是被好莱坞所压榨畸形成长的。具有思想类型的国产佳作，往往都会收到高口碑低票房的现实反馈，这也注定了国产电影制作者要在票房和艺术思想两者之间进行艰难的博弈。
现实是，在商业社会之下，大多数的导演和制片都会倒向前者，毕竟，经济效益是粮食，没有粮食怎么填饱肚子来支撑高雅艺术？但近些年还是有一些佳作问世，诸如《大明劫》、《十二公民》、《一万年以后》等。这些作品被视为各自题材的国产标杆之作，他们以一种先驱的身份划破国人对特效以及明星效应的痴迷，进而有了同题材诸如《暴裂无声》、《驴得水》、《大鱼海棠》等作品的口碑票房双丰收。
那么改变好莱坞电影一家独大的“干预者”是谁呢？正是印度电影，印度电影近两年横扫中国市场，用叙事加歌舞的手法，歌颂着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伟大，让国人把看电影的关注点从特效和明星，拉回到故事本身的正常轨道。
论起闯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印度电影急先锋，自然是《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让国人认识了印度电影，而真正起到把中国电影拉回叙事正常轨道的奠基作用的，当属众所周知的《摔跤吧，爸爸》。毫不夸张地说，阿米尔汗是中国影迷心中印度电影的头号名牌。人们开始渐渐疑问，为什么印度可以拍出如此故事性与人物塑造都登峰造极的电影？而且，似乎每一部的制作水准都在一个平面上，不会有太大的落差。直到今年一部名叫《起跑线》的电影，人们渐渐瞧出了端倪。
这部由伊尔凡·可汗主演的电影，尽管没有达到《摔跤吧，爸爸》惊人的票房，却成功掀起了关于教育问题不分国界的大量衍生话题。电影中处在中产阶级的富裕家庭，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不惜假扮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劳苦人民，来套取专门向穷人孩子倾斜的分配教育资源。看似是一出荒诞不经的闹剧，其中折射的却是印度社会的真实现象，无不令人唏嘘。这样的题材，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社会中人们不愿甚至不敢触碰的层面，运用光影来表达现实社会，以达到想要改变的诉求。这样的先例是有的，韩国电影《熔炉》的上映，推动了熔炉法案的颁布，使得韩国法治进程通过电影又向前进了一步。
走在票房和社会意义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国电影，或许需要沉淀，需要思考，需要在博弈中来较量哪方获益更多。中国电影，站在当下新时代的起跑线上，一次又一次考量着什么才叫起跑线，起跑线在哪里？殊不知起跑线从来都没有，有的只是公众的思考和国人欣赏水准的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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